“同好会”和“社团”#

在非常多的大众语境下，同好会和社团两个词之间一般会被划上等号或者约等号。从组织架构和人员构成上看，这二者之间并未存在有较大的不同之处，因此这么看不在二者之间做明显的区分其实是合理的。

可事实确实如此吗？

同好会的成员主要是因共同爱好和兴趣聚集，彼此之间不存在有一个明显的集体目标，对大多数成员而言这是一个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同好会没有办法对成员进行一个强有力的约束，否则就不能叫同好会了。许多人自始至终都只是冲着自己的爱好来的，而并不是同好会这个群体，离开了这个群体，成员依旧可以继续自己的爱好。

而社团是不同的，一个社团的成员往往不只是共享一个共同的兴趣爱好，更多时候还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目标有时候定义“我们是谁”，“我们要去哪”这种成员之间认同的理念。在这样的情况下，群体就对个体产生了相对较大的影响，个体没有办法像摆脱同好会那样随便的去摆脱一个社团，从他们的主观和客观上都是一样的。

很显然，这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概念，现实中的大多数群体其实是落在这两端之间。在这样的定义下，有很多名义上是“社团”的群体事实上完全可能是一个“同好会”。这个概念注重于群体实际上怎么样，而并不是名义上怎么样。

而问题出现了：是什么决定了这之间的差距？

“群体精神”#

我们习惯于用“凝聚力，“集体荣誉”，“使命感”来描述这种差距，但这些词太模糊，模糊到每一个人对其的看法都会存在不同，它们的问题在于讲的是“我觉得这个群体怎么样？”而并不是“这个群体是什么样”。

我们需要一个描述群体本身，而并不是描述个体对群体感受的概念来解释这种差距。

我称这个概念为“群体精神”。

它指的是一个群体共享的目标、价值观、规范、记忆与叙事的总和。并不是个体感受的加总，而是存在于群体互动网络中的一种涌现属性——就像水分子没有“湿性”，但大量水分子聚集在一起时，“湿性”就涌现出来了。

群体精神就是群体的“湿性”。你看不见它，但你一定能感受到它的存在或缺席。

群体即超级个体#

那么，如果你接受了群体有自己的“精神”这个概念，那我就可以提出一个更加激进的观点了。

群体即超级个体

它有自己的身体——场地，资金，人力。

它有自己的精神——目标，价值观，记忆。

它有自己的骨骼——权力结构，谁在定义目标，谁在执行手段。

而它也像一个活生生的人，会生病，会癌变当然也会正常的健康成长。而这不只是一个比喻，这是一个可能可以用于诊断的定义。

那么回想一下我前面提的，一个火车车厢中的所有游客可以被统计学上定位一个群体，但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并不具备有群体精神，只是一群人的偶然聚合，而一个目标就是办成一场展览的社团则是这篇文章中定义的群体，它具有群体精神，是一个超级个体。

这一理解借鉴了涂尔干所说的“集体表征”概念，但更加强调其动态性和可塑性。

“在群体中生成和发扬的情感，比纯粹个人的情感具有更大的能量。“

为什么不要“意识”#

你不觉得“意识”这个词在哲学和心理学上负担实在是太重了吗？

就单单我熟悉的弗洛伊德一个人，就能把意识划分成什么“前意识”，“无意识”，“意识”。而不同的哲学家对“意识”的解读又不同，很难做一个准确的描述。并且，“意识”这个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什么“集体心灵”一样的神秘主义描述，或者就是被简单的等同为一个“大家在想啥！”的概念，很显然，我要的不是这个。

那我要的到底是什么？

我描述的群体精神并不是一种纯粹的认知状态，它包含认知，包含情感，包含行为倾向，是一个复合体而并不是单单的一个意识。

所以我选择了群体精神一词，最后抛弃掉了最开始选择的群体意识。我用它来借代群体的“灵魂”。

群体精神不是什么#

应该前面就已经说过了，群体精神并不是个体之间心智的简单加总，并不是什么群体成员之间的多数意见啊，或者是什么大家一起投票的什么规定啊什么的。它普遍存在于群体网络中间，难以被直接察觉，但又不得不承认它的存在。就像水的湿不能简单的被还原成氢原子或者氧原子的性质一样，群体精神也难以被还原成个体心智的总和或者平均。

群体精神并非是一个保持不变的概念，和大多数事物一样，它并不是在诞生的那一刻就被定死下来的，而是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强化或变弱甚至消失的。它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是，它能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塑造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但同样的，群体中的个体也会对其产生反作用。群体意识并不压垮个体，他们的关系是相互塑造。就像人类会使用语言，而语言也在反过来塑造着人类的认知方式。这样的关系是永恒的直到其中一方消亡，在后面我会继续谈到。

构成群体精神的要素们#

接受了群体精神是一个复合体的概念之后，思考一个问题，群体精神由哪些要素构成？

我给出的答案是七个要素。

首先是目标，群体精神的存在需要有一个群体目标存在，而无论这个目标的好坏。目标本身导向的强弱性能对群体精神的强弱造成相当巨大的的影响，一个具有更强目标导向的群体在一般情况下拥有比弱目标导向群体更强的群体精神。

价值观是群体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有意义，什么无意义”的重要标准。它直接去定义了在群体中哪些行为被鼓励，哪些行为被排斥，哪些行为又是可以被容忍的。它并不一定是一个白纸黑字写在墙上的章程，相反，它大多数时候是不依赖于实体的，更像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观念。这决定了群体将会往哪里走。

如果说价值观定义的是什么“群体该成为什么样的群体”，那么规范即定义了“个体在群体中该怎么做”。价值观指导判断，而规范指导行动。过度弱的规范会催生涣散，从而对群体精神造成破坏，而过度强且不合理的规范也同样的会引起哗变。规范的影响比想象中大。

叙事和记忆共同构成了一个群体的情感支撑。叙事是经过修饰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回答了一个问题：“群体从哪里来？经历过什么？”。就像桃园三结义这个故事之于蜀汉集团一样，因为它告诉了群体中的人我们是怎么诞生的，我们又经历过了什么。而记忆更像是原始的故事本身，叙事是“我们讲述的故事”，而记忆是“我们记得的事”，是一种更加初始的经历沉淀。

情感基调是一种群体成员共享的情绪状态，决定了个体在群体中的体验质量。个体加入一个热情洋溢的社团很快就会被感染，而一个死气沉沉的社团对个体的感染力就非常有限，这一切都说明了情感基调具有非常强大的传染性，一旦它能高效作用于个体，个体也能反过来塑造群体精神。

群体的自我认知回答了“我们是谁”的问题。群体如何看待自身，个体如何看待群体将会直接影响群体的生命力。和前面的大多数一样，它对群体精神的构成体现在了其对群体中个体的影响。

如果要划分层次的话，那么目标就是最高层的，价值观和规范构成了群体的行为系统，叙事和记忆构成了群体的历史系统，而情感基调决定着群体的温度，自我认知则是下一个循环的起点。

不过，并不是每一个群体都完全具备这七种构成要素，就例如互联网上的一些不知原因聚集在一起的无名群体，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共同的叙事和记忆。如果用更加准确的说法，这七种要素本身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他们也有各自的发展程度，是可发育甚至可退化的。他们并不是一个清单，而是一个坐标轴，并不一定在每一个维度上都能被打出高分。

谁是生产者？#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下了这一句著名的话。这句话揭示了第一个洞见——精神产品的生产权掌握在拥有物质力量的所有者当中。谁控制了资源，谁就控制了思想。

如果将他的观点迁移到群体身上，尽管并不太准确，但一个自然而然的结论便出来了：群体精神的生产权应该是掌握在掌握群体物质的人手上的。举个例子，就例如说一个社团的社长掌握了社团的资金，财产等等物质条件，那么他就自然的占有最大的力量去生产，塑造甚至是去定义群体精神。

与马克思讨论的场景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生产者是“统治阶级”是因为他的观点是站在全世界的角度上看的，而“统治阶级”是一群确切的在场的且实体化的人。而上面将他的理论迁移之后得出的结论目标对象是一个更小的单位，也就是我文中说的群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群体的“统治阶级”不一定是那个名义上的社长或者核心成员，它甚至，可以不是群体中的一个人。也就是说，它完全可以不在场。就例如学校的一个素未谋面过的老师，他可能会成为一个社团的“统治阶级”。

集体表象不是在个体头脑中自发产生的，而是在集体集会（corroboree）中被“激发”出来的。

依旧是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的观点。

他描述了这样的场景：当土著们聚集在一起跳舞、歌唱、狂欢时，一种异样的兴奋感席卷了每一个人。他们感到自己被一种比自己更大的力量所支配——他们把这种力量命名为“图腾”，认为那是神。但涂尔干说：那不是神，那是社会本身。

根据涂尔干的观点，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群体精神的生产需要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可以是一个集会，一场团建，一个仪式等等等。那么问题是：谁召集了这场“集会”？

答案是：权力源。权力源可以决定要不要召集这场“集会”，要怎么召集“集会”，“集会”要做什么。如果没有权力源，这些决定将不会被做出。

“权力生产现实；它生产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

福柯彻底颠覆了对于权力的认知。

在这之前的人普遍认为权力是压制性的，禁止性的，是直接告诉你“不能做这个”的。但福柯在《权力与规训》中指出，现代权力的本质不是压制，而是生产。

这是什么意思？想象一下，学校在教授知识的同时，是否还生产出了“好学生”和“坏学生”这两个概念；医院在救治病人的同时，是否还生产出了“健康人”和“病人”这两个概念，尽管这可能并非是他们的本意，这些生产行为本身也不该被直接道德评判。

把这个洞见用到群体精神上：权力源不仅仅是“管着”群体，它在生产群体精神本身。 权力源通过制定目标（生产“方向”）、倡导价值观（生产“对错”）、编写叙事（生产“历史”）、组织仪式（生产“记忆”）、调节氛围（生产“情感”）、定义身份（生产“我们是谁”）——它生产了群体精神的全套要素。

不同权力源的生产方式#

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区分了三种权威类型，分别是魅力型，传统型和法理型。

魅力型权威依靠领袖的个人魅力来生产精神，目标由领袖宣告，价值观由领袖示范，叙事围绕领袖的生平展开。这种生产方式的特点是：快、强、但不稳定。而领袖一旦消失，生产线就会停摆。

传统型权威依靠“历来如此”的习惯来生产群体精神。目标来自祖训，价值观来自先例，叙事是“老社长当年如何如何”。这种生产方式的特点是：稳、慢、抗拒变革。

法理型权威依靠制度和程序来生产群体精神。目标写在章程里，价值观体现在考核标准中，叙事由官方文件记载。这种生产方式的特点是：可预期、可持续、但容易僵化。

这三种权威各自具有特点，但相同的是，群体精神的生产权始终握在权威手中，只是生产方式有所不同罢了。

找出权力源#

那么现在有几个案例，可以想想这些案例的权力源都是谁。

某大学生创业团队，核心成员有5人，CEO小李负责对外联络。团队开发了一款App，运营得不错。但最近小李发现，每次他想调整产品方向时，投资人王总都会委婉地表示“建议再考虑一下”。虽然王总从不直接命令，但小李知道，如果不按王总的建议做，下一笔融资就可能泡汤。团队成员并不知道这些细节，只觉得CEO最近变得很犹豫。

在这个案例中，权力源非常明显就是那个投资人王总。CEO 是名义上的决策者，可实际上他处处受到投资人的牵制。投资人通过资金链控制这种权力行使手段影响了群体的情感基调，甚至可能还会影响群体成员的自我认知，进而影响群体精神。

在动画作品《吹响！上低音号》中的北宇治吹奏乐队，部长黄前久美子在最后的一场全国大赛中失去了上低音号 soli 的资格，而这是部员通过投票选出的结果。但在选拔结束之后，部内仍然有人感到不平。

我天天拿这动画说事。

表面上看，久美子失去上低音号 soli 资格是部员们投票得出的结果，貌似是民主公正的，在场的所有人都是权力源，但这对吗？

很显然，并不对。问题出在，是谁提出的投票？答案是指导老师泷升。他才是吹奏乐部这个群体中实际的权力源，而参与投票的普通部员只是代替他直接行使权力的代表而已。

指导老师通过组织投票选出结果的形式间接行使了权力，而他的所作所为成功的影响了吹奏乐部群体的价值观导向，从“大家一起团结的夺得全国大赛金奖”变成了“实力至上，所有事情都需要为拿下金奖让步”。他通过权力，成功的影响了群体的价值观，并且也影响了成员对社团的自我认知，并且破坏了原有的叙事。这样子看，他非常具有破坏性的影响了群体精神。

民主程序消除不了权力源的存在。

谁选出的权力源#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反直觉：权力源从来都不是被“选”出来的。

我说的选并非是传统认为的民主投票，投票只是一种形式，而真正的意思是：群体精神并不具备自己选出权力源的能力。那么权力源到底是怎么来的。

一种方式是填补真空。在原有的权力源消失之后，需要有一个新的权力源来防止权力的真空。填补真空的规律是谁先站出来，谁就占优，在权力真空中，行动就是最大的筹码。

另一种方式是通过既有规则产生，这是大多数群体比较常用的一种方式，即通过一种预先设定的规则去选出权力源。

还有一种方式是资源占有。这一点非常好理解，就像公司的董事们控制着公司的资金，他们能够从物质条件上约束群体成员，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权力源。

最后一种方式是赋权，就像学校空降了一个指导老师一样，权力源本身并不需要做什么，他只需要等待更大的一个权力源去赋权，权力就自然而然的到了他手上。

事实上，这四种方法在很多情况下其实完全有可能是并行的。

群体精神从不主动选择谁，是各种力量把他推上去的。

权力源的边界#

如果权力源这么厉害，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好公司倒闭、好社团解散？难道它们的领导都是废物吗？

很多时候，领导并没有犯错，成员也没有偷懒。但组织还是死了。

权力源没有失败，只是权力源终于碰上了边界，如果要我比喻权力源和外部环境的关系，就像一个棋手和棋盘的关系。

棋手可以决定怎么走棋，但他不能决定棋盘有多大、对手有多强、时间还剩多少。

如果一个围棋棋盘上只剩下了一个地方可以落子，这个时候，你就算把柯洁请来他都赢不了，同样，一个优秀的领导，如果市场已经萎缩、政策已经收紧、人才已经流失，他也救不了这家公司。

权力源可以决定群体精神的强弱、方向、稳定性。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可以让员工在寒冬里依然保持斗志。这是权力源的本事。

但权力源无法改变外部环境本身。市场风向变了，就是变了；政策收紧了，就是收紧了。领导不能让消失的需求重新出现，也不能让禁令撤回。这是权力源的边界。

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一家好端端的公司，领导没犯错，员工没偷懒，为什么还是倒闭了？

因为外部环境划定的边界，已经小于这家公司生存所需的最小空间。

领导作为权力源，依然在行使权力——他可能每天都在鼓舞士气、调整策略、优化流程。但这些努力，就像在一个不断缩小的棋盘上拼命落子。棋艺再精湛，也改变不了棋盘正在消失的事实。

这正是权力源的边界：它可以决定群体精神的一切，除了外部环境本身。

而权力源作用在群体精神上需要各种各样的物质条件，边界的收缩正好是在削减这些物质条件。

谁是外部条件，谁是外部权力源#

这是两个非常容易混淆的概念。

如果一家公司因为政策的收紧而倒闭，那么请问，政策收紧是外部权力源还是外部条件？

认为是外部权力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认为政策依然是人制定的，这个政策背后站着的那个人或者那群人构成了一个外部权力源，但事实是并非如此。

区分外部条件和外部权力源的关键在于，其是否有意志倾向。

再举一个例子，一所话剧社如果因为学生会的人说表演节目必须提前两周报备，而且不能在校外演出而无法进行演出，这种情况下，学生会属于外部条件，而并非是一个外部权力源，因为他们提出的这项规定只是告诉了社团“你不能怎么办活动”，这是一个独立的约束条件，而并不是某个人或某群人意志的体现。

但如果说，学生会要求他们一定要上演某一个题材的节目呢？如果不是那个题材就要把他们毙掉呢？那这个时候，这项决定携带了某个人或某群人的意志，具有明显的意志倾向，这时候就演变成了外部权力源。

我当时高中的社团有一个审稿老师，她会对每一份稿件做审查，但她审查的内容不是什么客观上的格式合不合规范，而是这篇文章合不合她的口味，而她做出的决定都有明显的意志倾向。

所以她是外部条件吗？不，她是一个外部权力源。

外部权力源往往很容易就直接说出它的来源，而外部条件有时候很难说出它的来源。而外部权力源做出的决定往往是可以主动调整的，外部条件却很难。外部权力源告诉你“应该做什么”，而外部条件只限制你“没办法做什么”。

因此，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外部条件和外部权力源的关键区分其实是否能够追溯明确的意志方向。在这样的规则评判下，同一件事物就有可能因为它的不同性质而在外部条件和外部权力源之间做转换。

群体精神的诞生#

一群在沉船上自发的开始自救，让出求生工具的人，他们原本可能根本不认识，甚至在沉船事件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他们只是自顾自的玩自己的。

一群在山林里徒步的年轻人，领队突然受伤昏迷，找不到路了，这时有一个人拿过领队的地图，和大家说“我知道怎么走”，于是这支队伍继续前行，最后走出山林。

在这两个场景下，群体精神并没有凭空产生，它们都通过了一个“权力源”来点燃。沉船上原本谁都不认识谁的乘客们可能是听到了第一个人喊“别慌”，于是在那一刻，群体精神诞生了，那个人就是权力源；徒步的年轻人原本的权力源领队因为不可抗力无法继续行使权力，在群体精神即将受到巨大影响的时候，那个年轻人成为了权力源，并且重新的唤起了群体精神。

群体精神的诞生是依赖于权力源的。没有权力源，就没有稳定的群体精神。

权力源并不一定是选出来的，也有可能是冒出来的。就像一个社团里投票选出来的社长可能是一个权力源，而那个山林徒步时最先站出来的那个年轻人也是一个权力源，可他并不是谁选出来的，他是“冒”出来的。

苹果公司在乔布斯回归之后，群体精神极强，而乔布斯就是那个强力的权力源，他将“极致简约”的意志注入到了整个公司的群体精神中去。而如果乔布斯在回归之后变得犹豫不决呢？很显然，那苹果公司在那时的群体精神就有可能大打折扣。

权力的博弈#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群体真的会只有一个权力源吗？

依旧是那个话剧社的案例，在学生会已经明确是一个外部权力源的情况下，原本的话剧社社长难道就自动被剥夺出了权力源的位置吗？答案很显而易见，社长依然可以行使权力，只是在他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他需要和学生会博弈。

可以发现的是，在多个权力源的情况下，权力源之间的互相博弈是难以避免的。如果多个权力源之间的意志发生了冲突，就容易引发权力的错位现象。

权力的错位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内部错位，一种是外部错位。

内部错位指的是在当下在场的权力源与群体既有的群体精神方向不一致，就例如话剧社换了一个新社长，原本的话剧社喜欢揭示人性现实的节目，但新社长认为应该迎合主流娱乐的口味，换一些更贴合大众的剧目，可话剧社的成员之间已经基于之前的节目偏好塑造了一个群体精神，而新社长作为在场的权力源，他的意志方向与现群体精神的既有方向并不相同，这时候就产生了内部错位，其实是一种相对摇摆和危险的状态。

而外部错位指的是外部的权力源与群体既有群体精神方向不一致，这就是我们上面说的那个话剧社和学生会的案例。外部错位往往伴随着在场权力源和不在场权力源的博弈，而最终的结果取决于二者行使权力的强度对比。

但事实上，多个权力源的博弈不止是会发生在外部错位的情况下，多个在场权力源和多个外部权力源也完全能够进行互相博弈，就像社长和副社长可能是两个权力源，学生会和团委也有可能是两个权力源。他们博弈的结果往往会决定了谁能够最大程度的影响群体精神。

黑箱还是透明？#

一家企业天天都在喊着“我们善待劳动者”，可它裁员起来却从来不解释原因，久而久之，员工逐渐不信任公司的所作所为，一整个公司变得涣散，一个任务派发下去，没人会去主动完成。这是为什么？

问题出在那个“不解释”身上。

第一次不解释，员工可能只是怀疑和困惑，第二次不解释，员工开始防御，他们开始想的是“自己如何不被裁员”，而并不是“我该怎么完成工作”，他们开始质疑群体精神的目标，从此刻开始，群体的共同目标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每个员工的生存目标。

第三次不解释，大家都已经麻木，没有人会去再接更多的工作，因为做的越多，意味着可能错的越多，到这一步，群体精神就开始涣散了，一群人在同一个地方上班，但他们早就不是一个群体了。

这个过程的致命之处在于，权力源或许从头到尾都没有想着破坏群体，他们裁员可能只是因为外部条件的约束的不得已而为之，不解释原因可能是因为涉及一些不方便说的东西，但他们错误的权力行使方式一步步把他们推向了深渊。

权力源并不是一定能让群体精神朝着自己的意志方向前进，如果它使用了错误的权力行使方式，那么很容易破坏群体精神，这是一种权力行使与群体精神本身无法匹配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权力就成了推倒群体精神的那只手。

群体精神的合法性根基在于群体成员对权力源的信任，错误的权力行使破坏了这种信任，进而破坏了群体精神的合法性根基。群体精神倒塌就像一颗大树倒塌，上面的鸟自然各自飞走。换而言之，那就是权力的行使方式完全有能力反过来影响群体精神。

群体精神真的只是任人打扮吗#

权力源可以随意的改造群体精神吗？答案很明显，不能。

一直以来的论述我在强调权力源对群体精神的影响，而很少提群体精神对权力源的影响。从一个思考引入，为什么很多时候一个群体的“改革”是很难的。

改革的本质是一种权力行使，是权力源根据自己的意志方向做出的具体权力行使形式，如果群体精神是任人打扮的，那么权力源不应该推不下去改革，那只能说明一种情况，群体精神在约束权力源。

一个权力源要推行改革，前提是要先过了合法性那一关，那么请问，合法性是哪里来的？答案是群体精神那里来的。权力源当然有本事可以强行推下去改革，但不具备合法性的改革等于是错误的权力行使方式，不信任是迟早的事情。

但群体精神从不是一堆任人组合的积木，一旦它被成功塑造出来，那么就具备了自己的生命力，具有自己的重量。你可以强迫群体成员按照你想的方式做事，但是你没办法让他们从心里去认同，这并不一定是反抗，这只是一种惯性的力量。

大多数权力源会有一种错觉，那就是群体精神完全属于自己，由自己定义，这样的错觉往往是他们失败的原因。事实上是，群体精神的所有权在公共手上，它可以成为一种公共资产，也完全可以成为一种公共武器。

当权力源的意志方向与群体精神明显相违背时，群体成员会使用群体精神进行审判。当这种审判进行到一个程度时，要么是直接被不信任决议踢下台，要么是直接被架空。

所以，改革难的根本原因不是成员顽固、不是执行力差，而是：权力源试图用权力去改变权力曾经塑造的东西。

这是一个自反性的困境。

权力源当初通过行使权力塑造了群体精神，但这个群体精神一旦成型，就获得了独立的生命力。它不再完全受权力源的控制，反而开始约束权力源。当权力源想要改变它时，它就会反弹。

权力的另一副面孔#

权力源听起来非常的冷酷，像是什么躲在暗面操控一切的黑手，无情，杀伐果断。

但权力源的本质从不是压迫，而是决定。决定本身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对错，它可以用来压制，也可以用来支撑，一个社团的社长可以用权力来控制成员的一言一行，也可以用权力来保证成员们的合法发展空间。

权力本身并不是脏话，脏的只是滥用，而并非是权力的存在本身。关键不在于权力本身，而是在于掌权的人如何去使用它。

因此我不会抛弃这个词，尽管它听起来确实还是很无情。